提起校徽，老一代知识分子大都怀有深情。过去，清华、北大的校徽都是三角形的，清华的“清”那三点水是三横，字是艺术字体；北京大学校徽曾是蔡元培请鲁迅先生设计的 [1-2] ，1950年毛泽东主席题写校名 [3] ，才改为横条的。 [4] 老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，校徽带给他们的是自豪、荣耀，也有对母校的归属之情。而校园中年轻的一代学子，对校徽则各具看法 [5] 。

北大一位大学二年级的男生介绍说，他从未戴过校徽，似乎也不记得放在哪里了。但他的说法更显个性：有北大的大旗就够了，要什么校徽？走在校园里，都是北大人，谁戴给谁看？走在大街上戴个校徽，透着炫耀的肤浅，再说别在衣服上，活动也受限制。

在北大留学的一位马来西亚女生说得比较实在：挺想戴，可别人不戴，自己也不好意思戴。他们的理由大都是：别人都不戴；也有的是：不屑一“戴”。当然，不戴校徽还有其他原因。来自大学学生工作部的信息说，有的校徽质量不过关，别针和前面的小牌往往会“分家”，造成遗失；冬季穿皮衣、呢衣，无法别校徽，等等。

新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际遇，决定了他们对校徽的不同态度。几位教育界人士的观点是：其一，对母校认同感的问题。过去是计划经济，国家包分配，学习目的单一，思想政治工作易于开展，青年对母校具有深深的认同感，自觉戴校徽。随着改革开放以来，学生有其不同的生活方式、行为习惯，校徽不再具有原来的凝聚力作用。

其二，校徽潜在的价值降低。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成倍增长，使大学生不再像过去那样 稀有。过去一家出个大学生，大有光宗耀祖的荣耀，争相佩戴校徽。而在大学扩招改变了“千军万马挤独木桥”的状况后，大学校徽更不为人看重。

其三，彰显个性占了上风。历史上的校徽曾有过圆形、三角形，而今校徽多为横条形。过去知识分子以衣着朴素为荣，有道是：“公共汽车上见着戴校徽的，小偷都不偷。”他们从未想过这样的校徽是否还时尚，只知认真佩戴。而21世纪追求个性释放的新一代大学生，已经看不上这种千篇一律、样式陈旧的校徽，如果一定要戴点什么，他们宁可选择胸针、胸花，让自己与众不同。

其四，学校的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。过去，校徽是学生在学校的通行证，进校门要查，进图书馆也要看，校徽背后有编号，丢失了要登报，声明遗失后才可补发。校徽尽管背后也有编号，有的大学对遗失补发也有自己严格的“土规定”，但它不再有通行证的意义，刷卡、凭证件已成为学校管理的主要内容。

也有老师认为，校园里不允许有任何不隐患存在。别说校徽这样有别针的东西不能随便扎在胸前，就连会议文件的装订，也杜绝了金属的订书钉，改为用胶粘。尤其是上体育课，都严格地要求着装不得有任何对身体造成伤害的东西。在教育部门的反复监督下，学校无时不把放在首要位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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