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时期的董酒在附近几省的名气很大，是当地特产，但产量一直有限，年产不足8吨。

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极其重要的“遵义会议”，期间，便是饮用了董酒。

由于战乱和经济不景气，新中国成立前，程氏酒坊逐渐销声匿迹，淡出了市场。

1957年，在遵义酒精厂重新修灶建窖，成立董酒车间恢复生产，1959年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批示：“董酒色、香、味均佳，建议当地政府予以恢复、发展”。董酒由此再获新生并在当年被评为贵州名酒。从1963年起的历届评酒会，董酒均被评为国家名酒金奖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八大名酒”。

1976年6月1日，董酒车间从遵义酒精厂分出，在董公寺成立董酒厂。1977年，董酒经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批准出口试销，由此开始出口境外广受好评。

从1977年开始，董酒厂将生产工艺改“二次法”串香为“一次法”串香，而后工艺简单了，成本降低了，品质却有所提高。从而在1979年开始，改变了长期亏损的局面，开始盈利。即便如此，董酒的生产成本依然偏高，盈利也是有限。但随着“窖梁酒”和“董窖”等价廉物美的新酒的研制生产，才给董酒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。例如1980-1986年，董酒厂盈利达523.99万元，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。

大小曲各自在大小窖中发酵成酒醅和香醅后，再混合到一起进行串蒸，把醇香、粮香、酯香、本草香等各种香气成分一起提炼，融汇到酒体之中，形成董酒独特的风格。

双曲酿造的董酒，既融合了小曲酒常有的绵柔回甜，也带有大曲酒必备的熟粮香、窖底香，同时还有130多种本草结合起来的清幽的薄荷、草药的香味，口感柔和，层次感丰富，余韵不绝，恍如武侠小说里的一记“化骨绵掌”。

除了净饮以外，我也特别喜欢用它来配餐——很多人说中国白酒酒精度太高、口感烈，并不是很好的餐桌伴侣。但这种理论跟我们的实践是相悖的，尤其是董酒，柔和的口感让酒体对口腔的刺激感并不大，因此可以和很多食物搭配。

说到金字董酒，其展现的是一种复合药香，在药材入曲的白酒中，展现药香是很容易的，但要展现出复杂、舒适的复合药香却很难。许多药材入曲的白酒展现了一种粗犷的药香特点，但缺乏细腻和丰富，金字董是难得的展现出这种药香特点的白酒，在之后的董酒产品中，也都没有展现出这种水平。

金字董之后的蓝董是金字董和白董之间的风格过渡产品，品鉴蓝标董酒，我们会感受到其有早期金字董的淳朴药香，但也有后期白董明显的汗臭气息，虽然金字董也有这种气息，但表现较弱，其复合于百草香中，协调百草气息呈现。

其实在董酒的各时期酒中，我们也能看到“去药”的痕迹。金字董及以前的董酒，是一种愉悦而舒适的百草香，其协调多种药材气息，丰富、均衡。之后的白董药香就很弱，丁酸及丁酸乙酯偏高的汗臭气息明显，协调糟香、果香及一丝陈香，整体表现比较单调；80年代后期的董酒，因为产能扩大较快，窖池维护等问题使得之后的铁盖白董带有浓香的窖香，而这增加了酒体的粗糙感。到了90年代，酒厂调整药曲比例，运用浓郁的药香去压这种不协调感，通过这种改进确实酿出了浓郁有冲击力的红标董酒，但在参评酒中，董酒并没有选择这种风格，毕竟大多数行业专家不认可药香。